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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道
作者简介
陈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
我在宜昌，亲录解封当日
3月14日，晴。空气中似乎一大早就弥漫着某种焦渴，我挤过门口混乱的人流，扫完码，领着孩子，终于在封闭50天后首次踏出了小区大门，那是一种久违的杀出重围的酣畅淋漓之感。然而，举目四望，此时商铺未开，车辆未行，街区封锁，与大多数刚刚获得解放的附近居民一样，近在咫尺的江边是唯一的去处。我们口中的“江边”，其实是宜昌市宽阔而狭长的一条沿江开放式绿化带，也是全市人民的骄傲与福祉所在，似乎只有它和它身旁早已春水碧漾的母亲河才能在这一时刻抚平我们湖北人在50多天里的委屈与伤痛。
在这段快接近两个月的封印时光中，武汉始终是疫情的中心，于举国目光中，全村的龙都将最硬的鳞给了她，而湖北其他地级市虽也将封城，封区，封楼每个步骤进行到底，一路随行，但其抗疫之路在“一省包一市”之前多少是有些暗淡和孤寂的，很少为外界所知晓。甚至有一次，我在微博上刷出一段标签为“武汉市民小区阳台唱国歌”的热搜视频，不禁哑然失笑，好好回味了一番“武汉省湖北市”这个湖北人近来常挂在嘴边的新名词，因为那标志性的场景分明是家门口的长江大桥嘛。
平日里，武汉市在湖北省愈是一市独大，愈发凸显出湖北其他城市的弱，而随着高铁在省内的不断延伸，巨大的虹吸效应还在继续拉大着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当然包括医疗资源。因此，面对疫情，我们坚壁清野，封城比武汉严，封小区比武汉早，封楼比武汉猛，甚至武汉在疫情最吃紧时期仍可收到的京东，顺丰快递，都苦于快递员被封锁在各自楼道中而没了踪迹。所以，欲对我们这座鄂西北小城抗疫走到今天作一番总结回顾的话，笔者以为有三个因素可谓居功至伟：一靠恐惧，群里广为流传的“我们这里没得雷神山，没得火神山，也没得钟南山，只有抬上山”之此情此景确实就是我们真实的家底，除了服从政府再三加码的封城动作似乎也别无选择；二靠无数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例如在全城个体商家停摆，大型超市不再针对个人只能进行套餐团购的严峻局面下，正是我们小区一个个志愿者挺身而出，成了群主，联络员，菜贩子，记账员，搬运工，解决了小区多人的吃饭问题，还组织了好多次助农活动；第三靠福建医疗天团的援助，平日里我市医疗战线上的人员、技术、设备早已是短板，稍微大点的病我们湖北人都习惯往省城跑，若没有福建医疗队人员和设备的从天而降，很难想像已经疲惫之极的医务人员还能坚持多久，重症患者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救治。
而此刻，我们终于依靠着他们，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开始拥抱久违的春天，似乎选择苛责的态度是一件颇不地道的事情，但当你亲眼目睹并经历过封城期间的苦与悲，还是觉得对伤痛最好的释怀是反思，追问和追责。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对各地实行分级分类的精准管理？
以我市为例，在截至今日3月14号的例确诊病例中，各区县的数字是，，71，64，61，54，50，29，23，21，18，13，12，8，可见，疫情在不同的地域严重程度迥然相异，确诊人数归零的时间点也各不相同，总体看来，城市中心疫情虽较为严峻，但下属区县因人口密度低，流动性弱，及其与疫情中心的距离远，背负疫情重灾区的名头实属冤枉。而恰恰就是这些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县是我市贯彻封闭政策最顽固的地方，今天省文件市文件都下了，有的地方码还没绿，人们还未等到步行的权利。同时，这些区县也是我市主要劳务输出地区，对外出打工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这些地区的人面对整个湖北省一刀切，越到基层越插翅难分的政策，不仅不相称地承受了疫情高风险地区所有的权利损害，还要在疫情结束后的漫漫打工路上直面因为封省所直观带来的针对湖北人整体的歧视和污名，严重背驰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比例原则的立法精神与相关规定。
当然，2月29号湖北省首次发布了《湖北省县（市、区）新冠肺炎风险等级评估报告》，标志全省抗疫也开始走上一条差别化精细化分级分类管理的道路，但与浙江一开始就与重疫区温州，台州作切割，甚至台州单独划出重疫区黄岩的举措相比，还是来得太晚了一点，一些次生灾害包括生命的代价已经发生了，比如由于封闭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引发出的极端事件。
到底是依法抗疫还是依文件抗疫呢？
可以说疫情期间每天的思绪在风中都是凌乱的。横向上，各个部门都在比赛发文件，连教育部的一个文件都能让湖北的师生原地待命，而这涉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是一个部委的规范性文件可以下禁令的吗？纵向上，各个层级的政府在比赛发文件，但市里的通知跟省里不一致，区里的跟市里的不一致，今天的跟昨天的不一致。所以印象中复工时间被通知推迟了若干次，甚至有一次人上午还在响应离城号召，在区指挥部办好了离城手续，下午又遣返回了社区，而这一切发生时如果不奢求信赖保护原则的话，也咸有遵守不利的决定请书面说明理由之行政程序规则，也许认为一切尽在不言中吧。此外，各个小区对同一份文件精神的理解做法差异也很大。我们是无疫小区，最后连楼栋都不让下了，之前固定时间还可短暂营业的小区内部小卖部和菜场最后都被封死了，而一些有疫情的小区未被单元隔离的居民是可以到小区超市购物的。这一切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政策的执行能有个准吗?因此，笔者以为，为了使抗疫政策的出台具有合法性、权威性、连贯性与自洽性，抗疫不仅需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更需要改变高层级法律法规中一向“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导向，真正在国家层面真正构建起一套包括健康防护标准、防疫等级指标，无接触风险定义，隔离差别化措施等在内的明确、具体、科学的小尺度防控标准法治体系，以厘清立法者与执法者的职责界限，减少中间政策制定环节，最终实现防疫措施的统筹协调，信息共享，既保护公民权利，又提升防疫效率。
隔离的是人还是病毒？
隔离应当隔离的是生病的或疑似生病的人，这是个常识，然在过去近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条纯粹基于地理标准而产生的鄙视链由远及近，无限延伸，国外鄙视国内，国内鄙视湖北，湖北鄙视武汉，武昌汉阳的大概是鄙视汉口的.......无疫小区鄙视有疫小区的，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也是疫情轻的区县鄙视疫情重的城区，而今随着解封日期的到来，一是出现了新的链条，没得病的歧视得病的，二是链条似乎又出现了反转和相互嫌弃的趋势，国内开始鄙视国外了，湖北开始鄙视外省了，什么地方有此时的湖北最安全，外省似乎也未放弃对湖北的成见，其结果是城内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二者的归期都还相当遥远，复工函和社区接收证明作为出城或进城的必备要件对不少人来说，都已被证明是一种稀缺资源，50多天的隔离还抵不过一张身份证来证明的你的健康与否。而即使成行了又怎样呢？不管回来还是出去，不少地方还不是又多了一个周而复始的隔离14天。总之，有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的信仰就是隔离人本身就是隔离病毒吧，不这样他们头上的乌纱帽会不安全。而我们面对他们有如面对美国《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情形一样，要在他们面前证明你是健康无害的基本上是徒劳的。
基层抗疫形式主义几时休？
要问我这些天过得充不充实，那我只能回答非常充实，因为好长的时间靠填表，打卡，报体温就能打发大把的光阴，娃儿的，自己的，老人的，单位的，社区的，浙江的，湖北的，教师版的，学生版的，公安系统的，教育系统的，在甬湖北籍人士表，返宜回乡人士表.....，一天报几次，报表系统还不断更换，有用吗?我看大多数数据没用，抗疫最终靠得是隔离，不是打卡填表。首先，商铺关门闭户，温度计都没有，温度自然报得都是“假”的，唯一一次准确的体温是格格上门测的，32度，差点没把自己吓死。当时也看到格格除了口罩没有什么防护装备，心想领导心真大也不怕交叉感染，于是告诉她别来了，还是我每天继续谎报吧。其次，至于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是不是发烧不超过37.3，无咳嗽胸闷乏力，就是正常，显然面对新病毒，这是一个连专家都未必知晓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病例已不发烧了，无症状者出现了，身边有同学的母亲就无任何症状只是检查出肺部有病变被确诊了。再次，为什么要填数据一般直来直去被告知的理由都是领导要上报，但领导会看吗，他能看懂吗，鬼才相信，而且报一次不行吗，领导的知情权比公民个人的隐私权更重要吗，况且在宁波已经发生过一次湖北籍人士信息在各个群随意转发的严重事件了，整得每次填表都有后怕。之后，在有了健康码打卡后，更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使我对健康码这个东西靠不靠谱至今仍保持高度怀疑，因为第一次申请地方码，两个人输入的信息都一样，就身份证一个是，一个，我是红的，娃儿是绿的，是过了好几天人工打电话给小朋友改回来的，所以健康码背后的算法和权重到底是个啥？科学合理吗？能不能公布出来呢？而湖北码被绿后，第一时间我按照提示打申诉电话，提出健康是一个客观标准不是一个地域歧视标准，不能说我在湖北是健康的，在浙江就是不健康的，接线员让我先出省去其他地方晃绿了，浙江也就绿了，当时心中有一万个草泥马奔腾，我要能出去我找你?
纸短情长，疫情就是一面照妖镜，反思可以永不停歇，但毕竟今天是个好日子，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阳光正好，水很温柔，孩子在前方已欢快地跑出老远，该想些无关紧要的事了，去吹吹江风吧！
余言
最长的路终有尽头，最黑暗的夜也会迎接清晨。距离写完解封札记已是第十一天了，而这十一天中每一天都过得是日新月异，仿佛在一条加速道上不停追赶停摆的时光。除了已有多趟点对点包车发往广州、深圳、上海外，省内3月17日我所在城市全城道路解封，3月21日上省内高速不再需要社区出具任何证明了，3月23日福建医疗天团返乡了，3月25号火车站发车了，3月26日飞机要通航了，就连武汉也告别了高风险运营，部分恢复了公交线路运营，预计4月8日全部解封；而省外，首先是中央低风险地区一码通行的文件下来了，然后浙江的健康码绿了，接着所在区也下发文件对健康的湖北人不再隔离十四天了，浙江省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也调整为三级响应了.....总之，人为的篱笆已逐渐在拆除，剩下的就是人心之间的篱笆了，而前者有期，后者似乎无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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