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9日，一个寻常的周四。

18:30，武汉大学的晚课铃响了。哲学院副教授苏德超站在教三教室的讲台上，挑了挑自己的半截眉毛，清了下嗓子，用半哑的声音提问：“一个人疼痛到昏厥，那这个人是否还在疼痛？”

还没来得及看清举手的是谁，教室停电了。黑暗侵袭，学生们为这巧合哄堂大笑。苏德超愣了一下，随即说，如果没来电，讨论半小时就走。有人举起手机为他打开闪光灯，苏德超笑了一下，“谢谢你们，不用打光，我已经足够闪亮了。”

讨论继续，主题已从身心关系回到了因果关系。苏德超在座位间隙不断穿梭，试图站在每一个回答的学生面前。“如果一个行为对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那它是不是结果的原因？”没有光，这样的问题从远处听来，让人有些恍惚。

两小时过去了，黑暗中没有人离开。在光抵达的那一刹那，欢呼声在安静的大楼里回荡着。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的这个教室，是当晚这幢教学楼里唯一没有散场的。

一

苏德超算不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在武大哲学院，更引人注目的明星老师是赵林，几年前离开武大、转战华科的邓晓芒，以及因“奇葩说”名声大噪的周玄毅。学生们知道苏德超，往往是因为另外两个身份——他是邓晓芒的学生，周玄毅的朋友。或者，是看到了年在人人网上流传的那套试题。

那是苏德超当老师的第六年，“形而上学”还只是哲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在试题里，苏德超编了六个小故事，穿插了形而上学的诸多概念：人的同一性，自由与决定论，因果关系，个体与存在。在知乎上，有个学生回忆起这套试题，只记得自己“膝盖跪碎的心情”，然后把试题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发在了自己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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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人人网的文章

第一次上形而上学的学生会感到惊讶，这门公选课没有教材，剥离学派、学脉、哲学家，不沿着思想史，而是沿着哲学问题的脉络，试图在36课时内跑遍所有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于哲学基础薄弱、以为形而上学只是高中政治课本上“一朵华而不实的花”的学生们来说，这也许意味着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死撑一学期，最后的考试会很危险。

但总的来说，这种不点名、没有作业、完全开放的课堂方式很吸引人。在那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上，一百多个学生的脸上，没有呈现出开溜的意思，并一齐打量着讲台上的苏德超。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蓝的格子衬衫，带着一副最朴素的金属边框眼镜，除此之外，发际线也撤退得有些令人瞩目。光从外表上看，和任何一个中年大叔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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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的教室

随后，苏德超拉下电子屏幕，黑底的PPT上，赫然用白字打出了五个问题：

“世界当真存在吗？”

“如果世界存在，有哪些东西存在？”

“如果有很多个东西存在，是什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世界能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在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

提问完，苏德超放下手里的保温杯，抬起头，往台下的人群瞥了一眼，像是在寻找什么。有的学生被这探寻的眼光击中，悄悄把手机收了起来。而坐在第二排的寸头男生，一只手撑着脑袋，另一只手不断转动着手中的笔，好像这才是热身，真正的故事还没开始。他叫张鑫，已经毕业8年了，以前听过几节形而上学，但一直没有修完。

随后，苏德超开始讲述那个有名的忒修斯战舰悖论。公元1世纪的时候，哲学家普鲁塔克曾写道，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期间经历了持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直到所有的部件都不是最初的那些。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时候起它便不再是原来的船了？

到了举手表达意见的时候，认为这艘船“是”和“不是”原来那艘船的学生各占了一半。有人用新陈代谢类比，有人提到关键在于“本质部分和非本质部分的划分”，还有一位穿着橘黄大衣的男生反问数量差，“假设有n％换了就不是，比如说已经换了49%，再换一块，等于把问题递归了？”

这是让人紧张的讨论环节，也是最让学生们下课后回味的地方。每当苏德超抛出一个现实事件或是哲学悖论的时候，教室先是安静几秒，随后就有人举手示意要话筒。说话者如果在三四分钟内还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时，苏德超会提出反问。往往听完苏德超的一两个问题，学生们便会明白逻辑的关键在哪。

二

年，苏德超以四川省达州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这个如今听来略显普通的班级，曾是博雅教育改革的先行试验品，它试图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培养大师”。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囊括了湖北省文科前十名的一半。

尽管九十年代“读书无用”的声音甚嚣尘上，但在当时的人文班里，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苏德超很容易就找到了同路人。在宿舍，苏德超和他的舍友的床上有一半的地方都被书占据，睡觉时翻身都要小心翼翼，以免被“大部头”给砸到。

他就是在这时读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他读到：“能说清楚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不能说清楚的要保持沉默。”这句话像神谕一样俘获了他，也让他试图寻找某种途径“把问题说清楚”，除了读书，辩论是另外一个出口。

由于苏德超普通话带着些许巴中口音，他在辩论场承担的是幕后角色。周玄毅回忆说，年，他第一次打院辩论赛时，苏德超以学长身份担当评委。辩题是，“体育彩票该不该合法化”。周玄毅在的一方输了，他很不服气。苏德超给他一点点扒出逻辑缺陷，指出他们的思路太过僵硬，“不是口顺声音大就能赢辩论的”。

紧接着，苏德超开始带文学院辩论队，周玄毅是队员之一。平时训练，苏德超会给他们列出所有的论点以及延伸的论证逻辑，周玄毅慢慢明白，辩论要讲道理，不要靠套路。他们的队伍拿下了、年两届武大金秋辩论的冠军，还常常觉得对手主打的论点太简单，很没意思。

与此同时，苏德超上了邓晓芒的康德课，课堂采用“句读”的方式，他们一字一句地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实词、虚词、关联词，弄清背后的逻辑关系以及延伸性的哲学问题。有时一个上午过去了，才读一页不到。跟着邓晓芒，苏德超学会了应该怎样读书。年，苏德超读博，如愿成了邓晓芒的学生。

读博时，苏德超、杨云飞和丁三东，被称为邓晓芒学生中的“三驾马车”，后两者如今分别在武大哲学院和川大哲学院任教。他们特别喜欢在课堂上争得面红耳赤。有次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慈继伟来武大访学，也听邓晓芒的课。没想到，苏德超他们为了几个词语的翻译，吵得差点让邓晓芒下不了台，慈继文听着都尴尬地笑了。

“我们就喜欢搞得热闹，哲学应该这样，应该在对话中激起生命力。”杨云飞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大笑不止。他们偶尔和邓晓芒散步，聊的也都是康德、黑格尔。在电梯里碰到，苏德超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他一个哲学问题，最好把他难住。”

年，苏德超留校任职，从门徒变成了老师。不过，导师过于耀眼的光芒，也让苏德超处在一定的阴影中。年，苏德超的博士论文《哲学、语言与生活》出版，这也是他至今唯一一本著作。他说自己不好意思拿这本书去送人，“因为‘邓晓芒点评’这五个字，比我的书名还大。”

三

苏德超第一次开课，是给国学班讲《西方哲学史》。在课堂上，他布置了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柏拉图的对话改成论语，和把论语改成柏拉图对话，哪个难度更高？”可学生们面面相觑，说：“这不是在质疑孔子吗？”

接着，苏德超希望用“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为题布置了课后作业，有的学生用文言文改写了一遍题目，美其名曰“虽谬犹信”。苏德超很诧异，“这不是写了些废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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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超上课

上课之余，苏德超还跟随哲学院另一位教师徐明做助教，后者是美国海归学者，拿过中国逻辑学界的最高奖。徐明总在强调：“课堂上不在于说了多少话，而在于明白了多少话。明白不在于情感的共鸣，而在于道理的贯通。”作为理性的狂热爱好者，苏德超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可他实践起来，却和徐明一样，遭遇了学生的不解。

一个学期后，苏德超在教务系统上看到，自己的评教分数只有62，是全哲学院倒数第二。一年后，他给人文班的学生上同一门课，情况好了些。但还是有学生问他：“苏老师，你的讲法太神秘了，为什么要问宇宙更像一架织布机还是一朵玫瑰花？为什么不能直接让我们背‘水是万物的本源（泰勒斯）’？”

为此，苏德超特地在百度贴吧上申请了“想问吧”，希望借此看见学生真实的想法。级人文班的一个学生发帖询问，“读哲学有什么用？好像根本没什么必要，自讨苦吃。”苏德超当时的回答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哲学几乎是纯理论的思考，让它有个什么实际用途，可能还是有点难。”

苏德超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学生已经很难从哲学概念溯源到真正的哲学问题。他说，相比90年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少的人会去思考理性和逻辑，人们更多地